文
罗晓兰
编辑
龚龙飞
视频剪辑
闵一村
复归于无
坡地在半山腰，绿草覆地，树比人高一些。小亭子，长条椅，木栈道，没有什么游人，只要人不往山下望去，大概会以为这是一座公园，但两旁森森柏树和层层墓碑会让气氛肃穆起来，入口处，那一片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林又显示这并非一般的陵园。
到了年7月，支开书页的花岗岩已经立到了第9块，上面写满了多名捐赠者的名字。碑林在年落成，到年，这里还只有一块碑。他们的名字工工整整地按捐赠的年份排列，端庄的宋体，很明显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后延，捐赠的名单总是在变得更长。年份越后，名字就越密，越满。目前，安徽已经登记的捐赠人数达到一万余名，他们的名字将刻满90块碑文，围绕着中心的“红十字”形象。
他们将遗体的处置权交给医学研究者，那意味要在解剖室里的福尔马林里浸泡一段时光，最后，90%的人的骨灰由殡仪馆自行处理，复归于无。
纪念碑林俯视呈“十”字状，相对而立的是两块朱红色的大理石，用阴刻的方式掏空出男和女的形象，一位是穿裙子的短发女性，一位是穿风衣的先生，身躯的形象被掏空，平静地面向“十字”。纪念碑上有这样一句话：他们以捐献遗体的高尚行为，为人类攀登医学高峰，战胜疾病提供了基石。
在年下辖的名单里，倒数第四行左边的第二列，有一个名字叫陈清秀，此外再无更多的信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甚至猜不出是男女，只有妻子朱秀芳清楚他的生平过往。不过朱秀芳今年已经75岁，白发斑斑。
这一年的冬至，他在捐赠遗体后，骨灰被放进了一个青灰色坛子上，30号，朱秀芳盯着它。空气里播着小提琴的哀乐，人群缓慢移动，一片抽泣声。27、28、29、30，坛子离开女儿的怀里，传到一双白手套上，又传进坑里。坛子两个一排，几乎紧靠着，间距很小，像家里阳台上的花盆。
为了更高效地利用土地，这个土坑足足挖了6米深，接近两层楼，同时有10米长，像人行道一般宽。骨灰坛就一层层叠起来。几个月后，坛子降解，再过一些年，骨灰也融入土壤，化为滋养树木的沃土，等到时机适宜，这块地将再次被挖开，等待下一批逝者入土。
那一天，朱秀芳记得天气有些冷，她穿着普通棉衣就去了。这也是合肥市举办的第7场集体生态葬仪式，邮电新村的朱秀芳参加了最后一场，陈清秀是位逝者之一。
在大蜀山文化陵园，仪式开始前有追思会，时长半小时。主讲台上铺着红毯，台下的空地中间摆放着常青藤和万年青，两边的长桌盖着*布，骨灰坛与花束立在上面。
朱秀芳记得没有墓碑，落葬完毕，三鞠躬，*土掩了下去。朱秀芳让女儿拍了照，自己来回走动，记下位置：站在坡上往西看，离一棵树三四步远，树杈正对着的地方就是丈夫的永眠之地。
人群散去，地上空留一道新草。朱秀芳想起，陈清秀生前爱吃素，她常笑称他兔子。她蹲下来，放下一枝白菊花。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生态葬逐渐在中国兴起。它是指直接深埋、撒放骨灰，或采取可降解的骨灰盒，地面不做或少做标示的埋葬方式，如树葬、花葬、草坪葬等，这种方式环保节地，逝者也不留碑文，彻底地回归自然。许多大人物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展示人格的风骨，但他们的生平会不断地被后来人提起与讲述。但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不留碑文也意味着一个人的最基本的经历也在消失。
●生态葬园区。图/罗晓兰摄仪式上，有人放气球，有人在卡片写字，礼仪师讲话凝重，朱秀芳没心思听，直到有人提到陈清秀的名字。因为捐献了遗体，他的故事被主持人着重讲述。实际上，截至这一年12月初，全国累计实现公民遗体捐献的仅为例，而从年1月1日起，中国宣布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陈家距离陵园有十几公里，中式装修的客厅，地板是老派的深红色。陈清秀生前喜欢鱼，从各处淘金鱼来养，现在客厅里偌大的鱼缸空了，露出了底部的珊瑚石。书房内，他的遗照立在一墙瓷器中间，前面摆着香炉。瓷器的形态中有猪，有牛，有鸡，聚在一块，那是一家人的生肖。在那张黑白照片里，陈清秀表情平静，戴着方框眼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
每到年节，朱秀芳就点香，摆上贡品，跟他说几句话。安徽全省人口超过万，遗体捐赠登记在册有1万多人，在邮电新村的户居民里，捐赠的人数就有41人。
心无挂碍
“健康状况怎么样？”
“我血压血糖血脂都不高，但得过脑梗。”
“要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会？要不要设灵堂？要不要留骨灰？”
老人显得干脆，他抹了一把鼻子，摆手道，“不要，都不要了。”
小区广场上，这是遗体捐赠登记现场的一段对话。对于骨灰，有人选择不留，也有一些老人打算离世后树葬或花葬。
花葬是比较受欢迎的。小区的几位老太太相约去看墓，花坛设在常规墓地的侧面，挨着过道，花很鲜艳，品类也多。骨灰装入PVC管，深埋地下，只有他们的名字和生卒时间浅浅地刻在花坛壁上。上面的信息牌上写着：美丽的花坛葬是对生命美好的诠释和最佳的总结。
她们觉得浪漫，有人马上就决定了。
●花葬。图/罗晓兰摄马毅兴92岁了，衰老严重地侵蚀了她的身体。三层高的楼，她几天没下去，在家里走路也要扶着东西。
生活是缓慢而有规律的，早上五点半起床，吃降压药，开电视，做操，吃早饭。除了睡觉，她看看报纸和老年杂志，搞搞卫生，一天就消磨过去了。一周内，邻居吴荣坤会来两次，为她代买果蔬。周六，家*清洁工来打扫。周天，两个子女会带家人来探望。
老人们是前同事、老熟人，平日常走动。他们的经历相似，大多出生在建国前后，读邮电学校，毕业后在安徽省邮电管理局就职，很多人是*员。年之前，他们早上提前半小时到单位读报。下班后，留在单位开展*团活动和工会活动，读报，开检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影响了这一代人，他们选择遗体捐献和生态葬，也是响应号召，习惯性地优先考虑集体利益。
马毅兴的丈夫吴朗，是小区内第一位捐献者。年前后，吴朗生病住院，一位男医生和他聊起医学生要学习解剖学，目前遗体缺少，学生上课困难。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用于解剖的遗体多来自死刑犯与无名尸体。规则随着时代进步而改变，年之后，遗体来源成为难题。安徽医科大学接受站是省内最大的站点，隶属于该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中心，每年需要60至70具遗体供研究，但在年到年间，该站只接受了32具遗体。
那时捐献手续繁琐，除了个人申请和子女签字，还需要多个单位的证明，最后还要经过多家省级部门签字。
吴朗觉得作为单位的退休领导，自己要捐献遗体。他让老伴马毅兴表态，她说，那我向你学习。
●马毅兴。图/罗晓兰摄做这样的决定似乎总是心无挂碍。那时朱秀芳和陈清秀也退休了，两人坐在客厅看电视，聊起同事的意外病逝，陈清秀说，我到时要把骨灰撒掉，像周总理一样。
老人们都记得，周恩来总理逝世时，邮电管理局沉浸在悲痛里。收音机里的播音员语调哀伤，朱秀芳一家听了，放声大哭。父亲连连感叹，这么伟大的领袖，骨灰都撒掉了。或许可以说，骨灰都撒掉了，这样的领袖真伟大。
吴朗在建国前加入了新四*。他的家中有一墙书，其中一整栏是国家领导人的传记。书籍年代久远，但保存完好，没有一点折痕和笔记。
如今，马毅兴已经忘了丈夫生病住院、去世的细节，也记不住遗体捐献登记的程序。但谈到对死亡的态度，遗体的处理，她的逻辑清晰，态度坚定。
几年前，她被查出患上肺癌。医生开药时，叮嘱她不要看药盒底部的说明，她马上就明白了，说没事。
活了大半辈子，她觉得生老病死是规律，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他们是坚定的无神论者。马克思在著作里写到，死亡是一切有机体生命的归宿。
在安徽更为广阔的农村，“入土为安”“厚葬”的传统观念依然深厚，人们注重祭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代替了宗教。在殡葬改革的那些年，就在几个月内，安徽安庆就发生多起高龄老人自杀事件。在合肥，或者说在邮电新村的日常生活里，祭祀、神*、祖宗、家庙都离他们很遥远。
“组织”年，医院逝世。接受站及时赶到，为了提高眼角膜的移植成功率，手术需要在几小时内进行。遗体被运走，第三天，被送到殡仪馆举行了半个小时的告别仪式，最后被运往解剖室。马毅兴没有要骨灰。
吴荣坤去解剖实验室看过，一百多平米的地下库，犹如冰窟，药水泡着几十具遗体，胳膊都发紫了。对于自己的遗体也要被动刀子，他们选择不去想，想了也不害怕，“人死了不知道疼”。
单位宿舍起初是筒子楼，二三十平米，大家共用卫生间，在楼道里用煤炉做饭。晚饭后到院子里，用井水泼湿地面，拉张席子躺着纳凉，聊天。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十年，工友同事比血缘亲戚更紧密，他们也形成了与集体保持一致的习惯。
吴朗去世后，4位邻居参与处理后事，他们后来陆续申报了捐献。吴荣坤是其中之一，他今年82岁，此前是管理局的行*干部，待人热情，渐渐地成了遗体捐献联络人。
起初，捐献表格每年甚至隔几年才有一两个。“一把火烧掉太浪费”，年，朱秀芳听闻可以捐献遗体，她偷偷打听，“像搞地下工作一样”。她找到安医大接受站，才得知小区里已有几个先例，顿时感觉遇到了“组织”。
●邮电新村的遗体捐献登记表格。图/罗晓兰摄年，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在上海、天津、辽宁等十个省市开始试点，就器官移植一项，中国每年的缺口数量高达30万。很快，中国又全面停止使用死刑罪犯的器官。
年，邮电小区成立红十字爱心社，成为合肥仅有的11个爱心社之一。爱心社向社区要了块宣传栏，将部分志愿者的名单和照片公布，引起哗然，信息公开让成员们也不再顾忌。
●邮电新村爱心社年外出游玩时合影。前排右二为吴荣坤，右三为朱秀芳，后排右四为马毅兴。图/罗晓兰翻拍
宣传栏前不时有人聚集，讨论，也有人开玩笑，对吴荣坤说你是脑子进水了哦，死后还给人家挖。吴荣坤笑笑，不说话。
有人登门取走登记表，再无后文。有人主动聊起此事，吴老问其意见，他说再考虑考虑。
他们也不游说。马毅兴给邻居讲过遗体捐献，对方表示不谈这个事，她从此只字不提。吴荣坤的妻子是个医生，同学聚会时提到此事，吸引来几位捐献者及其伴侣。年，新登记的人数升至6位，人员也超出了小区的范围。因为媒体的报道，有老人坐了10站地铁赶到小区做登记。
树长高了●朱秀芳。图/罗晓兰摄年，陈清秀的遗体躺在安医大的礼堂里，穿着蓝色中山装，这是他最喜欢的衣服。他的脸颊涂了粉，头发二八分，一丝不苟。
这个高级工程师一辈子都爱干净，出差住小旅馆也要每天洗脚。再热的天，他都穿长裤衬衫或中山装，脚下的皮鞋擦得锃亮，大家称他为“书生”。老了以后，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起初只是经常忘事，渐渐的吃不下饭，认不得家人。
于是，医院，在那一年多时间里，妻子和女儿极力地照顾他，希望治疗能创造奇迹。陈清秀渐渐无法行动，吞咽困难。朱秀芳给他喂食，伺候大小便，每隔两小时帮他翻一次身。她昼夜照料，体重瘦了十几斤。女儿下班后就来，周末也来，给父亲泡脚，理发，擦拭身体。
等陈清秀完全失去了意识，医生劝她们放弃，母女都不同意。她们还是寄希望于医学，但最后失败了。
遗体运送，清洗梳妆，布置灵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操办了一切。
女儿还记得父亲的脸颊还有弹性，朱秀芳记得丈夫的眼角还有些湿润。她想，可能是眼角膜取出后涂了药水。年轻时，他很英俊，一双眼睛“黑亮黑亮”的。
捐献遗体，朱秀芳说。女儿哭了，爸都这个样子了（捐了眼角膜），你不觉得残忍吗？五六位亲戚来游说朱秀芳。她说，一把火烧了就没了，还不如用于研究老年痴呆。朱秀芳计划不留骨灰，又遭到了女儿的反对。
双方最后各让一步，遗体捐献，骨灰保留。第二年，遗体使用完毕，火化后下葬，女儿又想给父亲选传统墓地。
母女去大蜀山看墓，一个穴位起步12万元，朱秀芳拉着女儿扭头就走，让她把钱留给孩子读书。最后选了森林葬，陵园补贴了元，红十字会报销了剩余的元。
●陈清秀的证书。图/罗晓兰摄省钱省事，邮电新村的老人们谈到这些毫无避讳。
小区里有老人回忆，父亲去世时，在阜阳农村老家设了7天灵堂，每天有几十位亲戚来吊唁，他陪着每个人烧纸、磕头。不久前，这位老人也做了捐献登记，不留骨灰，不设灵堂。
如今，大蜀山文化陵园不再提供传统的墓地。一位工作人员介绍，传统墓穴难以排上号，且地方窄小，两个骨灰盒只能上下存放，每人至少20万元。他们更推荐森林葬。
在安医大接受站登记的遗体捐献者里，有36位逝者选择生态葬。吴荣坤与妻子选择树葬，预定金是一人元。接受站的工作人员称，今年开始，遗体捐献志愿者若选择生态葬，所有费用都将减免。
●树葬。图/罗晓兰摄办理完这些手续，老人们松了口气。老人多独居，子女不在身旁，就更依赖医生。有位老人突发脑梗，第一时间给医生打电话，医院，在医生帮助下办理了住院。
离开后，有人给接受站打电话，身后事就有人操办了。每年清明节，捐赠者纪念碑林前都摆满了鲜花，菊花，百合，玫瑰，有花圈、花篮和花束，放了好几排。许多人都来献花，捐献者获得的礼遇和烈士陵园相似。
陈清秀的名字刻在森林葬边的一块碑上，7年过去，骨灰埋了几层，上面的树长大了，妻子朱秀芳用于定位的枝杈也高了，肥沃的土壤滋养着茂盛的树冠，投下的荫凉盖住丈夫所在的位置。
清明时节，她会来这里，放下一束白菊花。在那块碑上，她的名字刻在陈清秀的旁边，空出来的只有死亡日期。
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极昼工作室，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另有声明除外。-END-小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