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麦金农（MargaretMcKinnon）是一场空难的幸存者，这给她带来了持续多年的噩梦，也让她成长为了专攻记忆与创伤机制的神经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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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ErikaHayasaki
翻译阿金
审校魏潇
在1,米的高空，飞机舱狭小的洗手间内，玛格丽特·麦金农（MargaretMcKinnon）正努力尝试打开水龙头，但水怎么也流不出来。当时是年8月24日，刚过了格林威治时间早上5:45，麦金农正处在大西洋中部的高空。
她离开自己机舱中部的座位时，不久前刚成为她丈夫的约翰·巴尔卡斯（JohnBaljkas）还在熟睡中。这对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新婚夫妇正飞往葡萄牙度蜜月。距离目的地不到两小时，麦金农想回到座位，在着陆之前再小睡一会儿，但无论她怎么鼓捣洗手池，水都不出来。她并不知道，洗手间的供水系统依靠飞机喷气发动机产生的气压运作，她也不知道，水龙头的小问题可能预示着更严重的大故障。
就在麦金农沿着黑暗的机舱通道走回巴尔卡斯身边的座位时，她注意到乘客们开始骚动起来。机舱上方的折叠电视屏幕刚刚放完了电影《浓情巧克力》（Chocolat）没几分钟就突然中断了，而舱内的灯闪烁不停。
她在丈夫身边坐了下来，他也刚好醒了过来。飞机广播响起，一开始是葡萄牙语：“各位乘客请注意……”俩人听不懂，但他们发现周围乘客变得异常警觉，甚至哭出了声。然后传来了英文广播：“我们的机长遇到了一些问题。”
麦金农和巴尔卡斯听到了“迫降”（ditch）这个词，但他们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空乘人员纷纷出动，指导乘客从座位底下抽出救生衣，告诉大家脱掉自己的鞋子，并用三种语言不停重复。一位空乘开始说话，但还没说完就崩溃大哭起来。刚才那个“迫降”的意思更明确了，“飞机要在水上迫降”，另一位空乘解释说。
对讲机突然没了声音。麦金农听到飞机中部传来一阵噪声。咔哒，好像飞机的某一部分熄火了。然后，本来隆隆作响的发动机安静了下来，突然之间，他们身边充斥着空气摩擦机身发出的尖啸声。然后一片死寂。
早上6点26分，麦金农听到：“发动机熄火了。”
现在，这部重达吨的庞大机器丧失了动力，由于缺乏推动它继续前进的水平推力，飞机变成了一架随风飘荡的纸飞机，开始从1.2万米的高空向下滑落。
“我们要死了！”一位乘客尖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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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麦金农听过不少来自事故现场的故事。她的父亲是消防局副局长，母亲是护士。在自家的客厅里总能听到的生死攸关的故事成了她原本平凡的童年生活的一部分，这让她想要成为一名作家，书写人们遭遇创伤后努力康复的经历。但进入大学后，主修心理学的她被兴趣带上了另一条路。
麦金农与巴尔卡斯订婚时，她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ofToronto）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记忆及其在大脑中的通路。巴尔卡斯是美术设计专业的研究生，他俩在高中时就通过朋友相识。巴尔卡斯头脑冷静，很有逻辑。而她则富有同情心，勇于探索。“不会有事的。”在飞机来回晃动时，巴尔卡斯这么安慰她。
在机舱内，一对夫妇努力想要给自己年幼的孩子套上救生衣。麦金农和巴尔卡斯周围的人们或在祈祷，或在低语，或在抽泣，用葡萄牙语呼唤圣母的名字，祈求神明护佑自己的安全。也有人向自己的子女告别。而麦金农一直患有哮喘，她尽可能地让自己多吸气。
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她能感觉到飞机滑翔时，时而转向，时而摇晃。氧气罩从上方掉落下来，但其中一些没有氧气。“上帝啊，请让一切就此结束吧。”传来了某人的祈祷声，“请快些结束吧。”
麦金农至今记得她当时的所思所想：我一生顺遂，我很爱我的丈夫。随她的情绪越来越烦躁，越来越恐惧，飞机下落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她觉得自己已经向死亡投降了。她明白，飞机幸免于水上坠毁的几率微乎其微。
但即使她接受了这样的结局，巴尔卡斯对此完全拒绝。他相信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活下来。他这样计划自己的逃生路线：他们会在大西洋的海面上迫降，从逃生口爬出去，想办法往岸边游。他知道他们俩人都擅长游泳，他还合理地推断，大西洋海水更暖，因此不会有体温过低的风险。
在空客这架宽体客机持续下落时，他告诉麦金农：“我们需要穿上鞋子。”
她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我们不会有事的。”他继续安慰她。
这场折磨持续了大概30分钟。终于，副驾驶宣布，在接下来的5到7分钟内，他们会尝试降落到葡萄牙亚速尔群岛（Azores）的特塞拉岛（Terceira）上。机长操控飞机进行了一次幅度巨大的螺旋形转弯，旋转滑行的飞机猛烈倾倒，将所有人甩向一侧，然后平稳下来，重新加速。麦金农的思绪也快速跳跃起来，从想象怎么死在水中，变成死于地面撞击。她脑海中如此描绘着：飞机像犁地一样冲进地面，周围的人会统统因此丧命。
机舱窗外正是黎明前的黑暗，几乎什么都看不清，但麦金农还是瞥见了陆地，然后又是水面。不到最后一秒，谁都不知道他们下方到底是什么。
最终，飞机的起落架狠狠地撞上了坚硬的地面。麦金农的身体猛地向前一扑，她的双耳充斥着飞机与地面刮擦的刺耳噪声，直到飞机停了下来。乘客们开始鼓掌欢呼，但很快，空乘将所有人赶到紧急出口滑梯，担心飞机在地面上发生爆炸。巴尔卡斯想到他们接下来需要现金和身份证，于是赶紧抓上了钱包。
所有人离开飞机之后，机场巴士赶到现场，将吓得浑身颤抖、心绪不安的乘客们带到了一座小型候机楼。不知怎么，就在那令人既欣慰又仍然恐惧的时刻，麦金农的科学好奇心突然“上线”。经历过这些的人们会如何记住这场事故？事后她回想起来，当时周围的乘客基本都处在“行尸走肉”的状态。麦金农还看到有人仍穿着救生衣，趴在地上，到处能闻到呕吐物的气味。“太可怕了。”她这么回忆道，“太残酷了。”但与此同时，在那一刻她还想着可能从这些人身上了解到些什么。就在飞机迫降几小时后，她思索着：我们应该好好研究研究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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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三周后，麦金农和巴尔卡斯返回了加拿大，接受了美国电视主播克里斯·汉森（ChrisHansen）主持的一系列采访，汉森当时正在为NBC电视台*金时段的新闻节目Dateline筹备一期特别节目，专门报道越洋航空航班的紧急迫降奇迹。就在两人接受完采访后的第二天，两架飞机撞入了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另一架撞入了五角大楼，而第四架飞机坠毁于宾夕法尼亚州的田地上。
正当全球仍处在事故带来的震惊情绪之中时，麦金农发现自己对那些坐在被劫持飞机上的乘客抱有强烈的认同感，她描述说：“那种感觉就好像你注定要死在飞机上，而且死亡越来越近。”她夜晚还做噩梦，梦到越洋航空的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双子塔。但对巴尔卡斯来说，恐怖袭击与他们那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完全没有关系。麦金农想搞清楚，其他事故幸存者拥有怎样的感受。
年4月2日，麦金农和巴尔卡斯一起在家观看了Dateline的特别报道。那时，麦金农在大西洋上方的经历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她的生活和事业。她仍然是一位雄心壮志的年轻科学家，当时正在多伦多著名的罗特曼研究所（RotmanResearchInstitute）做博士后。但她外出旅行时总是高度戒备，很容易受到惊吓。她晚上噩梦不断，焦虑让她不停闪回到自己坐在飞机上的那段时光。这有点像她的童年，不断听到警察和火灾故事。只是这次侵入意识中的生死攸关的场景正是她自己的记忆，她无法将这些片段关闭，让噩梦远离自己。
她的研究方向也开始发生改变。在事故之前，她研究的内容是音乐与认知，然后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记忆。但如今，她越来越对记忆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PTSD）感兴趣，这恰恰是她本人的亲身经历。麦金农接受的是加拿大传统的神经心理学教育，这门学科的研究基础建立在大脑的异常状态之上——因受伤、手术或者疾病而发生变化，结果产生了特殊的行为和精神状态。现在，她对自己的大脑产生了兴趣。她想要知道，为什么焦虑诱发的记忆闪回如此折磨着她，而其他经历同样事件的人，包括自己的丈夫在内，都没有受到影响。巴尔卡斯不做恶梦，也丝毫没有因为这件事而产生任何变化或困扰不已。他只是很高兴自己还活着。
麦金农从来没有忘记在那天亚速尔群岛产生的想要研究航班的想法。她返回加拿大之后，和罗特曼研究所自己的一位导师讨论了这一想法，这位导师是神经心理学家布莱恩·列文（BrianLevine），他自己恰好也有同样的念头。毕竟，不是每天你都有机会接触到一群共同经历30分钟濒死体验的人类被试，而且一切又恰好“接近实验室条件”。两人意识到，研究这样一场近乎致命的事故也史无前例。他们开始合作，但麦金农不仅会成为这篇研究论文的作者之一，她还会作为预实验的被试，帮助研究一方打磨研究方法。
两位科学家花费了数年时间寻找愿意参加研究的乘客。最终，19人加入了他们的研究。其中一半的人和麦金农一样，生活在PTSD的阴影下。而另外一半则和巴尔卡斯一样，丝毫不受影响。研究主要涉及两大部分：对幸存者展开一系列大脑扫描，并完成结构化的访谈，这之后列文和麦金农来分析结果。
长久以来，心理学家一直将长期的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memory）分为两类，每一类保存在人类不同脑区。一类是情景记忆（episodicmemory），它和个体情绪化、具象的第一人称视角相关联，例如麦金农在航班下落过程中挣扎着呼吸的记忆；第二类是非情景记忆（non-episodicmemory），它更多是对事实的记忆，脱离于个体的主观体验，比如麦金农对航班号的记忆。科学家想要清楚地知道，对这两类记忆受试者各保留了多少，他们这些记忆的准确性有多高。在大脑扫描过程中，他们则试图探查，在观看生动再现事故的视频时，幸存者会做出何种神经响应。
就这样，年，麦金农在自己的研究中，把自己当作了小白鼠，面朝上躺进了磁共振成像仪，看着镜子中反射的视频片段：一架飞机从跑道上起飞升空；飞行航线图；飞行画面之间时不时插入《浓情巧克力》片段。麦金农的眼前还闪现了自己年轻时的脸庞：纯素颜、蓝色眼睛，留着波波头。
对麦金农来说，观看Dateline的片段让她产生了时光倒流的感觉。“轰的一声，我的身体好像又回到了小岛上方。”她回忆道。就好像她被困在了自己的情景记忆中：又一次身处机舱内，努力呼吸，即将死亡的意识彻底占据着她的身心。这不仅仅是记忆，而是一种全方位的躯体感受。混乱和恐惧的浪潮此起彼伏。
麦金农还没有意识到她参与这项研究会给她的情绪带来多大的负担。情景再现带给她的不仅是精疲力尽。阅读其他幸存者的调查问卷更是如此，最终她把其中一些人的记忆加入了自己的时间线——有些被试想起的是麦金农所没有的记忆：他们闻到了燃烧的气味。黑暗。空乘颤抖的声音。机长大声说：“当我喊‘抱头！抱头！’的时候，所有人向前俯身，双手抱住自己的头。”
一些人还记得机长在着陆前的倒数。其他人提到了一片静寂和风声。他们都回忆起飞机在天上猛烈地转了好几个大弯。机内传出了嗖嗖的响声，然后是求助的哭声。一些人还回忆说听到机长讲“我们要进入水面了。”然后是急速下坠的感觉。尖叫声。他们记得机长突然喊道：“我们找到跑道了！我们找到跑道了！”
研究最后以两篇论文的形式，分别于年和年发表在《临床心理科学》（ClinicalPsychologicalScience）期刊上，越洋航空航班的研究毫不意外地发现，当幸存者看到飞机迫降视频时，他们大脑内杏仁核、海马、额中线区和后脑区等情绪记忆核心区域的血液流动有所增加。当研究者让这些幸存者观看新闻报道视频时，很多人的大脑也表现出类似的活性增强。对照组受试者对于两场灾难都表现出更多的神经应答。对于幸存者来说，航班的创伤记忆似乎超越了事件本身。
但也许最出人意料的发现在于，航班的所有乘客，不论后来患没患上PTSD，都表现出了心理学家所说的“稳健记忆增强”（robustmnemonicenhancement）现象。两组人对事故的记忆事无巨细，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第一人称细节。长久以来，PTSD一直被认为与保留有栩栩如生的记忆有关。但很明显，研究发现，虽然有些个体保留着清晰的创伤记忆，但并不意味着这些记忆会困扰他们。
对麦金农和她的同事来说，这表示PTSD不一定受到这种保存在大脑中的情绪记忆的驱动。应该还有其他事物，让拥有这些记忆的人容易受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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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发现公布于世之际，麦金农已经在创伤性记忆研究领域小有名气。如今，她常常和另外一名神经科学家、精神病学教授露丝·拉尼乌斯（RuthLanius）合作展开研究，后者是一位发表过多篇研究创伤应激的论文和著作的权威人士。
拉尼乌斯曾研究过一对经历了类似意外，却以明显不同的方式遭受精神创伤的已婚夫妇。他们在高速公路上驾车行驶时，不幸卷入了一场辆车连续追尾的重大事故。他们被困在自己车内，听到附近一辆熊熊燃烧的车中，有孩子求救的哭声。他们听着孩子呼救，却无能为力，直到声音渐渐消失。在接受拉尼乌斯团队访谈的时候，丈夫回想起来，在这场折磨中他越来越焦虑，疯狂地想让两人逃出车外。但他的妻子则描述说当时感到“震惊、冰冷、麻木”，她动弹不得，更不要说想办法逃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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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尼乌斯让这对夫妇在收听自己所经历的事故音频报道的同时接受了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夫妻两人的神经和生理应答反映出他们在真实事件中的实际体验。丈夫心跳加速，大脑特定区域的血液氧含量提升。与他相反的是他的妻子，心跳保持在基本水平，而特定脑区处于“停机状态”。
两人都出现了创伤后应激症状，但妻子的症状似乎与众不同。拉尼乌斯的后续研究发现，实际上，30%的PTSD患者都经历过这种“麻木效应”（numbingeffect）。对某一类遭受创伤的受害者来说，一段记忆可能唤醒全身的感官和恐惧感，好像遭受了猛烈的刺激一般，人变得极度亢奋。而另一类人可能关闭所有的感官，与世隔绝。这两种应答都是对健康生活不利的。实际上，拉尼乌斯的研究确有指导意义，PTSD的这种“解离现象”被添加进了精神病诊断“圣经”——《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
如今，麦金农和拉尼乌斯成为了引领创伤干预与治疗潮流的人，她们认为这个领域亟需变革。对于那些遭受各种复杂多样的创伤性经历折磨的患者，医生往往统一诊断为PTSD，而提供的治疗药物和方法也常常过于笼统。多年来，PTSD的主要疗法基本上以谈话为主：比如暴露疗法（exposuretherapy），这一疗法让患者再次回忆起他们所惧怕的记忆和情景，期望最终“脱敏”——消除恐惧感。还有一种是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behavioraltherapy），一种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对话方式，旨在确定并挖掘出患者那些关于自己创伤无益的信念。
但在许多像麦金农和拉尼乌斯这样的研究人员眼中，人们对于创伤的响应各不相同，且对部分受害者来说，主要原因并不在于错误信念，而是由于他们的大脑、躯体、背景和环境存在真实差异。创伤研究者的任务就是深入了解这些差异，从而提供适合他们的疗法。
这两位女科学家和领域内的其他人同心协力，改进了一些疗法，远不止于谈论可怕的记忆。其中一种方法名为“眼动脱敏再处理”（EyeMovementDesensitizationandReprocessing，简称EMDR）。在一场疗程中，治疗师要求患者脑中一直回忆创伤性记忆，同时会提示患者让他们有节奏地左右摇摆视线。这听上去很奇怪，但由于其治疗效果，该方法逐渐被主流医学界所接受。科学家如今还没有找到这个方法会奏效的具体原因，但患者通常能够摆脱创伤性记忆带来的主观恐惧感，将其转变成一段普通记忆。有些人认为，这一技巧模仿了大脑在快速眼动（REM）睡眠过程中整合加工记忆的过程。
另一方法更具争议，称为神经反馈（neurofeedback）。这种方法要求患者戴上脑电电极帽，坐在屏幕前盯着自己的脑波图形，然后要求患者想办法以某种方式改变脑波，比如利用视频游戏。拉尼乌斯已经展开过研究，探讨将神经反馈作为PTSD疗法。
麦金农现在是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University）精神病学副教授，也是安大略省霍姆伍德健康中心（HomewoodResearchInstitute）的资深教授，她已经研究过一些替代疗法，而且自己也亲自尝试过几种，比如EMDR。她在研究中的经历仍然非常个性化。而对其他创伤性经历下的幸存者的亲切感将麦金农带到了许多人的面前，她接触到了无数士兵、医护人员、退伍*人、警察、强奸受害者、以及事故幸存者的思想和记忆。最近数月，她尤其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