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严格筛选出的46篇文献分析发现，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心理因素的研究主要是以认知功能与人格特质变量为重点展开。生理老化伴随的认知功能老化，在一定程度能够解释老年人更易遭受网络诈骗。身体状况、心理健康状况、社会需求等变量通过认知能力的中介作用也可以间接预测诈骗被害易感性。信任变量在影响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人格特质因素的讨论中，较为广泛，但尚未形成一致性的观点。技术和经验作为调节变量，也会通过认知、人格等心理变量的多重中介作用对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易感性产生影响，如，老年人对诈骗技术的陌生以及互联网知识、经验的匮乏，会增加其受骗的可能性。
关键词：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认知功能；人格特质
1引言
老年人网络受骗是当前重要的社会问题（Rossetal.,;Lichtenbergetal.,;闫昕等,）。与年轻群体相比，55岁及以上老年人每次被诈骗的损失是年轻人群体的近两倍（FischerP.etal.,）。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与网络的普及，老年人网络被害问题也异常严重。年解放日报的社会调查显示，在被诈骗家庭中，老年人占81%，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年上半年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研究报告》显示，中老年人受骗的损失金额最高。老年人被骗后不仅损失的财产难以挽回（KircanskiKetal.,），而且也给他们带来气愤、自责羞愧等负面情绪，以及抑郁、焦虑等心理压力（Marketal.,）。在各国努力尝试全面打防管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教育老年人如何在网上操作、如何预防诈骗之时，为何有如此之多的老年人连绵不断遭遇网络欺诈呢？老年人是否具有诈骗被害易感性呢？
对于老年人的诈骗被害易感性（Fraudvictimsusceptibility）问题，学者首先从人口学变量上进行解释。James等（）在研究中发现，年龄变量与欺诈易感性呈正相关，尤其在新闻媒体的报道宣传之下，老年人更容易成为受害人。而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可能与老年人认知加工过程缓慢、过高的孤独感体验有关（BurnesD.etal.,）。与之相反的研究是,年龄增加确实可能导致老年人认知能力下降，但年龄与工作绩效的衡量指标并没有系统的联系，年龄的增长并不会必然导致受骗可能性增加（SalthouseTimothy,;Rossetal.,）。老年人的诈骗被害易感性在其他人口学变量中也存在差异，如，收入水平（Lichtenbergetal.,;Gavettetal.,）、受教育程度（Boyleetal.,）等。和年龄与老年人诈骗被害易感性的关系研究相同，老年人诈骗被害易感性在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上的研究结论也不统一。
对于老年人的网络诈骗被害易感性问题的研究，集中于个体心理差异（Marketal.,;Fischeretal.,）。研究发现，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易感性可能与心理健康状况（Jamesetal.,;Lichtenbergetal.,）、认知能力（Judgesetal.,）、外向性（ReisigHoltfreter,）、信任（Hanetal.,）、自我控制能力（杨航等,）有关。但是在现有的心理机制并没有足够的基础（Norrisetal.,），试图防止或限制老年人受害的行为也表现不佳。本课题组选择国内外有关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心理的文章进行检索和分析，目的是整理和论和研究知识，为研究者在此领域的进一步探索提供参考。分析与老年人网络欺诈心理学相关的关键研究，以确定这个领域的基本理
2研究方法
网络诈骗被害是一种社会化现象，指涉不法行为人与被害人的互动过程。当前，研究网络诈骗被害的文献越来越多的涉及诈骗技术信息与经验（Button,;张明旺,）。所以，本课题在文献系统回顾过程中，虽然焦点问题是检验心理学理论在解释老年人网络欺诈被害方面的检验程度，但也会对网络诈骗技术信息、欺诈、回避策略、经验进行探讨，其目的加深对施害者（信息）和受害者（应答者）相互作用机制的理解。
2.1文献检索方法
本课题根据PRISMA准则进行系统检索，检索了ProQuest、Elsevier、EBSCO/ASCBSC、WebofScience、PsycARTICLES五个英文数据库和中国知网、维普、万方三个中文数据库自建库起至年3月所有已出版的文献。英文检索策略为：（Oldadults）AND（FraudORCheatORSwindleORSusceptibility）AND（PsychologyORPersonalityORCognizeORInformationprocessingORTrustORResponsibility）AND（Physicalcondition）AND（Experience）AND(Computertechnology)AND（InformationtypeORInformationcharacteristics）。中文检索策略为:（老年人）AND（诈骗OR被害OR易感性）AND（心理学OR人格OR认知OR信息加工OR信任OR责任心）AND（身体状况）AND（经验OR经历）AND（计算机技术）AND（信息类型OR信息特点）。为提高查全率，本课题也手动检索方法对纳入分析文献的参考文献。图表1（左）是根据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PRISMA）指南首选报告项目概述了搜索和排除过程的流程图。
2.2入选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论文应该对老年人诈骗被害易感性的心理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都可以接受，但后者应该采用一种公认的分析技术，例如解释性现象学分析（IPA或NVivo11），而不是对案例、骗局的轶事性评论；排除准则：抽取并筛选文章全文，最终以不符合纳入标准为由被拒绝（n=），这些文章多在形式上声称心理学分析或者实证研究，实际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描述，并且缺乏量化的分析。另外，一些被排除的文章为量表的开发或者综述类研究。
2.3数据的收集与主要结果
本课题共提取初始论文篇，剔除重复论文12篇。对剩余的篇文章，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通过检索标题、摘要排除论文篇，通过全文检索方法排除论文88篇，最终46篇论文纳入分析（筛选过程详见图1左）。被纳入分析的文献在研究方法与范围上有所不同。但是总体而言，可列属于以下五个因素：诈骗技术、身体状况、心理健康状况、人格特质和经验知识（详见图1右）。
图1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心理文献的识别流程图与影响老年人欺诈易感性变量
3老年人网络受骗的影响因素
根据传统诈骗理论（Johnsonetal.,;张明楷,），网络诈骗被害过程可别建构为四个阶段（诈骗信息→被害人评估信息真伪性→被害人信任生成→做出错误决策）。本课题参考对这一过程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发现，决定互联网信息是否可信的关键变量，分为诈骗者和受害者两个部分，核心是影响受害人做出错误决策的心理变量，而诈骗技术、被害人身心健康状况、网络操作经验也可通过心理因素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网络诈骗被害易感性（图1右）。
3.1心理因素
老年人是我们防范网络诈骗被害的重点对象（Bayh,;Kirchheimer,;Gavettetal.,;李杨,），但他们仍持续不断地对毫无意义的诈骗信息做出回应，这促使学术研究从传统以诈骗人为中心转移到以老年人个体心理因素为主旨。本课题通过检索文献发现，研究老年人诈骗被害易感性心理因素的相关学术文献有31篇，关联变量是认知、人格特质（附表1）。
3.1.1认知能力及关联变量
对于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认知因素的研究主要是从老年人认知能力下降展开的（Vishwanathetal.,;Hanetal.,;Hanetal.,）。生理老化伴随着认知功能老化，在没有任何明显的神经或精神疾病的情况下，研究发现，老年人在记忆、处理速度、解决问题、数学技能、语言和执行功能等领域呈现系统性下降（CohenFelson,;Murphyetal.,;Kvavilashvilietal.,;Rossetal.,）。而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是准确识别网络诈骗信息的基础，老年人诈骗被害易感性与整体认知功能和每个特定认知领域的水平较低有关（PinskerMcFarland,;Boyleetal.,;Lietal.,;Jamesetal.,）。在整体认知功能方面，Boyle等人（）发现“与年龄相关的认知变化与决策能力差、诈骗被害易感性有关，认知能力下降越快，决策能力越差，越易受骗”。其他学者在之前也发现，老年人认知能力的下降会导致他们在最初的注意力中避免负面信息，因不能识别信息的诈骗性而被骗（MatherCarstensen,）。也有不少学者从特定认知领域对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问题进行探讨，发现“腹内侧前额叶功能障碍、较低的流动智力水平、视觉和视听表现较差、神经认知和社会认知缺陷等对老年人诈骗被害有影响（Jacoby,;Reisigetal.,;Jamesetal.,）”。此外，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M）是解释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易感性的主要理论，Han等人（）发现“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老年人由于感知速度和认知记忆等特定认知系统的能力较低，更倾向启动节约心理资源的启发式决策推理模式，而这可能是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老年人更有可能成为网络被骗对象的原因”
但是，也存在一些研究表明，老年人认知能力的下降不能为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做出合理解释。如，Salthouse、Timothy（）和Lichtenberg等人（）发现，年龄与工作表现的衡量标准没有系统联系，认知与诈骗被害易感性没有显著关系。在抵御欺诈方面，有学者提出“认知能力不如经验重要”（Rossetal.,）。尽管，当前对于认知能力下降与老年人诈骗被害易感性关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但是，正如前文对文献检索的发现，大部分研究支持“认知能力下降是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易感性的内在机制”的观点。
实际而言，研究者不仅探究了老年人认知能力下降对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易感性的预测作用，而且还对可能影响认知能力下降的因素进行了探索。研讨主要集中于“心理健康状况、社会需求、身体状况是如何通过影响中间变量认知能力，再影响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易感性”（AlvesWilson,;Jamesetal.,;Lichtenbergetal.,）。
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易感性最强有力的心理社会关联因素是心理健康状况（Jamesetal.,）。老年人如果具有稳定的情绪、积极的生活态度、健康的意志，就难以被诈骗不法人员利用，而心理健康因素中的抑郁程度与诈骗被害易感性呈正相关（Jamesetal.,;Lichtenbergetal.,）。老年抑郁症是一种与严重残疾和认知障碍相关的常见精神障碍。但是，抑郁变量并不是影响诈骗被害易感性的直接因素，而是通过中介变量认知功能影响的。高达60%的老年抑郁症（LLD）患者表现出轻度认知障碍，存在执行功能障碍、记忆力、信息处理速度、注意力、语言和视觉空间能力的缺陷（Buttersetal.,）。而财务能力、经济决策能力受损（诈骗被害易感性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这些领域的认知功能来解释（MackinAreán,）。因此，老年抑郁症（LLD）患者因具有较高概率的认知功能受损，使其落入诈骗陷阱具有普遍性。
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对地位的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而对情感的需求却在增加，但如果没有持续的行为确认，抑郁症更有可能发生（Lichtenbergetal.,）。并且，社会需求越是得不到满足，抑郁症状越发严重（潘艳,）。社会需求不仅仅是通过抑郁症和认知能力下降等多重中介作用来影响老年人的网络诈骗被害易感性，其自身就可以对老年人的网络诈骗被害易感性产生直接作用。研究发现，老年人的诈骗被害易感性与社会需求、社会支持的满足程度呈负相关，社会需求得不到满足的老年人更容易受到欺诈（Jamesetal.,;Lichtenbergetal.,）。社会孤立是社会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一种状态，孤独感是一种主观感受（Victoretal.,）。研究证明，社会孤立和孤独感也与老年人的诈骗被害易感性有关（AlvesWilson,）。如，社会孤立的消费者很可能依赖营销者来满足他们的社会互动需求（KangRidgway,）；而孤独感会让老年人更加渴望与他人建立社交，进而增加老年人与陌生人交流的意愿，使他们更容易落入骗子情感攻势的陷阱之中（AlvesWilson,）。当前，由于老年人没有工作、社会地位下降、与子女情感交流偏少等原因，使得老年人的社会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问题越发严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老年人网络被骗的可能性。
另有研究表明，老年人身体虚弱、活动不便导致的狭窄生活空间会增加老年人患阿尔兹海默症、轻度认知障碍、认知能力下降和患抑郁症的风险（Jamesetal.,;Lichtenbergetal.,），并且健康状况的下降和亲密关系的丧失会增加老年人的孤独感（AlvesWilson,），而这些因素在前文被证实与老年人诈骗被害易感性显著相关。常规活动理论（RoutineActivityTheory）和Greenspan等人（）提出的老年人社会脆弱性模型，也为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提供解释。他们认为老年人的身体脆弱应当为网络诈骗被害易感性的增加负责。如，身体脆弱的老年人会更容易被诈骗者锁定为潜在受害者（Friedman,），听觉敏锐度的缺陷可能会导致个体错过重要的语言线索，从而使他们更容易被欺骗和操纵（PinskerMcFarland,）；身体残疾者在财务决策和管理方面可能依赖他人，因而可能更容易受到不适当的影响和利用，但他们更强调老年人身体状况对诈骗被害易感性的直接影响（CohenFelson,;FelsonBoba,）。另外，老化恐惧对老年人诈骗被害易感性正向预测作用在国内研究中得到证实（杨航等，）。但是，也有研究认为身体健康状况的下降与老年人的诈骗被害易感性无关系或者相关不显著。如，James（）等人研究在对健康、残疾和社会融合变量与诈骗被害易感性关系评估时，未发现相关性，健康活跃老年人似乎同样容易被骗。
3.1.2人格特质变量
在对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易感性研究中，信任是讨论最为深刻的人格变量。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会不会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更容易信任他人而被骗呢？虽然这仅为猜想，但并不无道理。根据社会情感选择性理论（SocioemotionalSelectivityTheory），老年人会以可能促进幸福感的方式对负面经历和人进行普遍修剪，对正面面孔的记忆要好于对负面面孔的记忆，因而更倾向于相信他人（EnglishLaura,）。实验也证明了老年人对不值得信赖的面孔表现出较弱的前脑岛激活，对于暗示不可信的面孔比年轻人更容易信任和接近。所以，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至少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因高度信任他人对不可信线索的敏感度降低（Castleetal.,）。另一方面，与信任对应的是质疑、怀疑人格类型。怀疑增加的不确定性会促使个体在做出判断之前渴望更多、更准确的信息，启用分析式推理与决策系统处理可用信息。而老年人由于他们具有的高信任度和高亲和力会减少怀疑，更容易受骗（Harrisonetal.,）。当然，也有学者将轻信概念化为一种由其他领域的功能障碍导致的社会智力处理缺陷，它会更容易导致受骗行为的发生（Greenspanetal.,a,b）。
老年人高水平信任不仅取决于年龄的增加，也受其他相关人格特质的影响。不少学者就这些因素如何通过信任变量影响网络诈骗被害易感性进行了讨论。如，宜人性人格由于倾向于与他人合作（AshtonLee,），而可能使老年人更容易被操纵、受骗（Pinskeretal.,）；具有高亲和性特质因子的老年人更容易信任、宽容、与人合作（Kooleetal.,），更有可能对他人的信息做出回应（Kooleetal.,）；行为的诚实性倾向于期望他人行为诚实，使老年人遭受诈骗的风险更大（Rotter,;EvansLee,）。
但对于信任因素对于诈骗被害易感性的影响，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Carter和Weber（）认为高信任者在识破谎言方面明显优于低信任者，他们更容易区分值得信任的和不值得信任的人。因此，与年轻人群相比，老年人更不易被骗。Judges等人（）也发现，信任和欺诈受害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亲和力与诈骗被害易感性之间也并不显著相关（PinskerMcFarland,;Jamesetal.,）。
除了对信任人格变量之外，学界还对其他老年人人格特征与诈骗被害易感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如，Gottfredson和Hirschi（）的低自我控制理论认为低自制力的人目光短浅，为追求目标活动而更有可能不采取保护措施使自己免受潜在的伤害。因此，低自控能力会增加老年人受诈骗的可能性。并且研究发现，老化恐惧对诈骗被害易感性的间接效应仅对自我控制水平较低的老年人有影响（Holtfreteretal.,;ReisigHoltfreter,;杨航等,）。责任心、顺从感、敏感程度、外向性、开放性等人格特质也可能与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易感性相关（Alseadoonetal.,;Iugaetal.,;Judgesetal.,）。如，有责任心的老年人更容易形成查看电子邮件的习惯，落入网络钓鱼邮件陷阱的概率会更高（Vishwanathetal.,）。但许多关于人格变量与老年人诈骗被害易感性关系的观点只是一种假设或者是基于逸闻证据而产生的猜想，并未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并不符合研究发现特质的老年人也会落入骗局，这可能是由于网络诈骗分子随机、大规模发送信息，并不奢求准确率而是希望吸引具有特定心理因素的人造成的。
3.2技术因素与经验知识
尽管，心理变量是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易感性的研究重点。但是，文献检索发现，技术和经验两个变量会通过心理变量的中介作用对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进行影响，主要表现为老年人对诈骗技术的陌生与互联网知识、经验的匮乏。
有9篇文献主要探讨诈骗者如何使用诈骗技巧来增加受害者的回应或使受害者落入陷阱（附录表2）。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是通过模拟真实诈骗实验或对已有的诈骗案例展开分析。研究发现，促使老年人对诈骗做出反应的技术因素主要有两个：（1）求助于信任和权威。官方标识和名称的使用会增加老年人的信任感，从而使他们更有可能遵从骗局（Fischeretal.,）。在中国公安机关破获的保健品诈骗案件中，往往伴随着名目众多的保健品科技公司或者老年人协会等组织机构，对老年人而言，这意味着正规、权威，老年受害者正是基于这一朴实直观的认知而放松警惕（*攀，）。（2）本能的触发。诈骗者触发老年人本能的手段主要通过丰厚奖励或治病神药来引发回应的高动机（Fischeretal.,;Arielyetal.,）、机会的稀缺性和紧迫性（Fischeretal.,;Lynn,）、对社会认同和一致性的渴望（Festinger,;Festinger,;Frey,）、压力和胁迫等因素（Marketal.,;Fischeretal.,）。如，电子邮件中或其他诈骗途径中的紧急线索刺激加快了信息处理决定，缩短了有助于发现欺骗的其他线索的资源，并且感知的稀缺性会增加骗局诱饵的主观价值使人更容易作出错误决策而受骗（Vishwanathetal.,）。近几年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依赖手机或电脑处理日常事务，移动设备的便携性也会增加人们查看电子邮件的频率和网上购物的可能性，老年人也不例外。因此，智能手机的使用也可能会增加老年人的诈骗被害易感性（Vishwanath,;Holtfreteretal.,）。
有8篇文献从使用互联网的经验、先前的网络诈骗被害经验、对金融风险感知和多年的教育程度等层面来研讨老年人诈骗被害易感性（附录表3）。（1）使用互联网的经验。Czaja等人（）认为，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在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时，网络使用熟悉度、舒适度和网络自我效能感低，导致老年人对网络不是很了解，而这可能是老年人成为了网络诈骗对象的原因。刁春婷和曾美娜（）也证实了网络自我效能感与网络诈骗被害易感性之间的负相关。（2）先前的网络诈骗被害经验。老年人在年轻时遭受过网络诈骗，并对于网络诈骗有所了解（相关的先验知识），在日后的生活中会不自觉的提高金融风险感知，这种情况下其就不那么容易落入网络诈骗的陷阱之中（Gavettetal.,）。并且，纵然涉及学习、解决问题和认知灵活性等过程的流动智力从成年期开始下降（Salthouse,），老年人在学习使用网络等新知识时存在困难，但是涉及网络诈骗经验的晶体智力增长可以弥补这一缺陷（Czajaetal.,）。（3）教育程度。根据Chen和Chaiken（）提出的启发式系统模型（HSM）和Petty（）等人提出的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M），老年人在做决策前倾向于依赖更简单的搜索策略和考虑较少的信息（Besedesetal.,;MataNunes,;QueenHess,）。教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经验和对计算机熟悉程度的代理（Gavettetal.,），基于更多经验的知识可以帮助老年人在不积极处理所有信息的情况下做出适当决策（Lietal.,）。也有研究显示，随年龄增长财务决策经验的增加比认知能力在防止诈骗方面发挥更大作用（Jamesetal.,;Rossetal.,）。
四、未来展望、讨论、对策
本文对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并总结了影响老年人诈骗被害易感性的心理、经验、网络技术等因素。通过对最近十几年的研究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作为一种新型诈骗类型，国内外对网络诈骗对于老年人影响的研究尚未完全发展起来，许多研究仍存在不足。如，老年人落入网络诈骗的陷阱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对这些因素是如何作用的，很难给出确切的答案。再如，在选择影响心理变量与研究方法采用等方面缺乏一致性。结合目前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老年人网络受骗的心理内在机制问题。经过对文献的检索和分析，我们发现对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易感性产生影响是多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早前的文献倾向于针对某个单一变量展开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会十分准确，且对该变量对老年人诈骗被害易感性的影响路径也无法做出明确的解释。虽然近几年的研究开始采用人口变量和心理变量混合测量、多个心理变量混合测量等方式，但是学者们还是会根据以前的研究或自己的猜想从全体变量中挑选部分进行测量。在其选定的变量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变量会对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易感性产生影响也未知。从信息加工的角度建立的老年人的受骗理论模型，路径较为单一，无法全面、系统地解释所有受诈骗老年人的心理内在机制。未来的研究在全面描述各个变量对老年人诈骗被害易感性的影响的同时，应更具体、细致地去研究、开发、建立多个影响路径以及探索他们的作用机制。
（2）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的脑机制问题。老年人会落入网络诈骗的陷阱可能不仅仅是心理因素的影响，生理因素也会直接或间接作用诈骗被害易感性。Adolphs等人（）发现，双侧杏仁核受损的患者在辨别值得信任和不值得信任的面孔方面受损，Asp等人（）的一项研究表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受损的人往往容易受骗和受暗示。由此可见，大脑对诈骗被害易感性的影响不容小觑，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二者关系的研究并不常见。因此，脑部区域对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易感性的影响是未来一个值得探讨的领域，我们可以借助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SPECT）等技术手段识别易被骗老年人的脑部病变机理。
（3）情绪对老年人网络受骗过程的影响问题。情绪观为老年人的网络诈骗受害心理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情绪会通过使与情感目标相关的信息变得更加突出来影响老年人的注意力和记忆（Matheretal.,）。并且情绪会影响被锁定为受害者的老年人辨别欺骗的能力（ForgasEast,）。但是情绪作为调节变量如何作用老年人的记忆、认知和决策机制使其被骗，情绪是否只是在实验环境下对老年人的记忆和决策产生影响，在实验环境下产生的影响和路径是否与现实生活发生的所一致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4）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研究的本土化问题。不同的诈骗手段和技巧会吸引到具有不同心理特质的人。在梳理的文章中，中国学者发表的文章只占3篇，可见，国内对于老年人网络诈骗被害的研究未真正展开。国外老年人网络诈骗手段主要是电子邮件，而国内诈骗手段主要是媒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