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武汉晚报」
十几年前的那场家庭会议，至今是朱秀芳一家不能触及的话题。
母亲朱秀芳要捐遗体，两个女儿不舍也不解，她们激烈争吵，哭了整整两天。那些年，丈夫陈清秀的老年痴呆症几乎摧毁了朱秀芳的晚年生活。从无法接受丈夫生病，到与女儿激烈争执，再到平静接受离别，这一路，朱秀芳走了七年。
她决定捐献自己和丈夫的遗体，为了寻找丈夫患病的原因，也为了更多人不再受老年痴呆症的折磨。
就在同一个小区，一位名叫吴朗的老人在年也捐献了自己的遗体，他希望能够“帮助医学教学发展”。
同小区的老人们听说了吴朗与朱秀芳的故事，开始了这场特殊的遗体捐赠接力。有人为了证明自己“还有点用”，有人则是受够了病痛折磨，希望“后人少遭点罪”。
如今，已有33位老人相约捐献遗体。
两封遗书
陈清秀的遗照供在书架底端，四周放满了他最喜欢的陶瓷摆件，每一件都被朱秀芳擦得干干净净。
女儿们周末回家，已经习惯先到书房上炷香，再去陪母亲说说话，但话题总会避开12年前的那场争执。
年冬天，63岁的朱秀芳支开自己的老母亲，召集了一场家庭会议——开门见山地提出“捐遗体”的决定，她给出理由：既能为医学做贡献，又不给女儿们添麻烦。
餐桌上，两个女儿惊得睁大了双眼，一开口都带着哭腔，“为什么？我不同意”。紧接着，便是止不住地抹眼泪，根本听不进朱秀芳的解释。
一想到父母离开后，还要躺在手术台上挨刀子，两个女儿完全无法接受。当时，得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就在身旁坐着。
“添麻烦”三个字更是让她们感到心酸，“什么叫添麻烦？我们从来没有嫌弃过你们麻烦啊？”那几天，两人饭也吃不下，一下班就冲到母亲家，翻来覆去地恳求她，不要捐。
朱秀芳不断解释，但女儿们还是恳求，后来她干脆躲开女儿，把自己关进厨房。她还记得那一天，米粥和小菜在锅里煮得软烂，但捐遗体的念头却越发坚定，她假装听不见屋外女儿的哭声和女婿的叹气。
不了解情况的邻居在背后对朱秀芳指指点点，“她可真残忍啊，还能把自己老公捐出去，怎么忍心呢？”
一向少与人争执的朱秀芳听说了，直接跑到对方面前，“我哪里残忍？我不光把他捐出去，我把自己也捐出去了，这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僵持持续了整整一周，最后女儿们只能让步，求朱秀芳“只捐眼角膜行不行？”朱秀芳很固执，“不行，必须全部捐掉。”
母亲态度坚决，女儿们也只能在家属同意栏里签上自己的名字。为了防止女儿们改变主意，朱秀芳和陈清秀还特意写下两封遗书，夹在了遗体捐献申请表里。
一个约定
如今，写着遗嘱的纸张已经发黄。
朱秀芳说，直到陈清秀离世，他已饱受老年痴呆症的折磨。她喜欢回忆丈夫年轻时的样子，陈清秀曾是合肥市邮电管理局的高级工程师，聪明能干，性子平和，在单位获得了不少表彰，又一手搭建了她和两个女儿的小家。
他们的家里曾经摆满了鱼缸和花盆，养鱼和种花是两人的爱好，推开屋门，先是八个擦拭明亮的鱼缸，再往里走，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海洋。
相伴四十余年，平静的生活是在年被打破的，老年痴呆毫无征兆地找上了陈清秀。
那时他才刚刚退休十年，帮女儿照顾完外孙，还没来得及享受闲暇时光。先是记性越来越差，脾气也变得古怪，动不动就摔东西，再是需要人贴身照顾，直至最后躺在病床上完全失去意识，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也毫无知觉。
为了照顾丈夫，朱秀芳在网上查阅了许多医学论文，又买了厚厚的医学书籍，最后一点希望也幻灭了，所有资料都告诉她，老年痴呆的发病原因尚不明确，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其中一本书籍介绍道：“科学家通过遗体解剖发现，许多老年痴呆病人大脑中有Abeta沉淀的粥样。”朱秀芳没看懂那些复杂的医学解释，但书中最后一段话却落进了她的心里，“遗体解剖可以帮助医学研究尚未攻克的疾病。”
她没法接受曾经一身清朗的丈夫如今连吃饭都会洒得满身污渍，却又不得不面对现实，“或许他捐了遗体，医生就能研究出人为什么会得老年痴呆了。”朱秀芳觉得自己的想法过于简单，但“总得做点什么吧”。
离世前一年，陈清秀病情加剧，医院，朱医院之间往返的生活。腿脚也是在那时落下了病根，看着病床上的丈夫一天天失去意识，朱秀芳独自消化着所有情绪，签好的遗体捐献申请表成了她的精神寄托，她只能用“他走了，也算没有白白离开”的话，强撑着自己。
离别来得突然，那天夜里两点，陈清秀在睡梦中离开，朱秀芳通知女儿们来见父亲最后一面，又叫来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捐献中心，安徽医科大学接受站的负责人付杰，等待他将遗体接走。
开始接力
也是从付杰处，朱秀芳才得知，自己所在的安徽省合肥市邮电新村小区还有几位老人也申请了遗体捐献。
故事是从年开始的。那时安徽省邮电管理局局医院，偶然听医生说起，医学院用于教学、实验的遗体紧缺，“要是有更多遗体，学生们肯定能学得更好。”
吴朗躺在病床上，把捐献的想法跟妻子说，跟儿女说，跟每一位来探望的老友说。
在遗体捐献概念还未普及的年代，家人们听了这事都又惊又怕，不懂老爷子在想什么，听他解释完，要把遗体送去解剖，更是纠结、难过。
但吴朗心意已决，他拜托老友周凤翼和吴荣坤帮他办妥这件事，怕家人舍不得，又多次强调，“这是我的遗愿，务必帮我完成，最后能做点贡献，这不是很好吗？”
为了完成老友的心愿，周凤翼和吴荣坤没少花心思，四处托人打听，到底哪里能接收遗体。年3月12日，吴朗离世，在他的坚持下，妻子马毅兴通过安徽省红十字会，将他的遗体无偿捐献给安徽医科大学，31岁的付杰当时是安徽医科大学的一名解剖学教师。
吴朗走后，遗体捐献的荣誉证书被妻子马毅兴收在柜子里，层层包裹下，红色绒布的外壳已经被摩挲得褪色。吴荣坤说，吴朗去世后，老友们聚在一起，这件事成了绕不开的话题，聊得多了，吴朗的妻子和几位老友都有了捐献遗体的想法。
这不是一个悲壮的决定，吴荣坤只是怀着一个朴素心思，他记得吴朗曾是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们那代人可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活下来的，他都能捐，那我怕啥？”
年，张宝林、吴荣坤、马毅兴先后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但大家都怕邻里忌讳，谁也没敢对外声张。
直到朱秀芳和丈夫捐献遗体的事情传开后，小区里的几位老人才知道“原来还有人和我们有一样的想法”。他们鼓励朱秀芳，“这是个好事。”
“我为医学做贡献去了”
从家走到菜市场的路上，朱秀芳笑呵呵地跟每一个过路人打招呼，小区里的住户大多是当年邮电系统的退休人员，邻里们相识多年。朱秀芳知道，她捐遗体的事情还在被大家谈论着。
几位签署了捐献协议的老人们商量着，还是要让大家了解，捐遗体不是伤风败俗，而是真的对医学有帮助。
宣传是从身边的老同事开始的，几位老人和邻里闲聊，说着说着就把话头扯到了遗体捐献上，话题就这么在小区里传开了。
光是在小区里传播还不够，吴荣坤联系了周边社区，希望他们也举办遗体捐献宣传活动。“没法接受”是大多数人听到遗体捐献的第一反应。有人见到吴荣坤，还没等他说话，就揶揄道：“人还活着呢，老说遗体干吗。”
也有人被他们的话打动了，回家跟儿女商量，却被“训”了一顿。“有些孩子都找来了，跟我们说，叔叔阿姨你们捐遗体是很伟大，但能不能别跟我爸妈说这事，我们家没有那么进步的思想。”
还有人将他们的话记在了心里，经过一番宣传，小区里陆续有四位老人申请了捐献。年，安徽省红十字会在邮电新村小区成立爱心社，老人们成了志愿者，更是把宣传遗体捐献当成了晚年的事业，他们举着小红旗和爱心社的牌子，走到周边景区，向路人普及捐献知识。
对老人来说，死亡并不是一个需要回避的话题，签完捐献申请后，小区里的第31位捐献者余国琴在家里和老伴说，“将来我走了，是为医学做贡献去了，等你走了，骨灰就孤零零地埋在地下吧。”自豪感逐渐驱散了对死亡的恐惧，几个月后，老伴也紧随着余国琴，成了小区里第32位捐献者。
7年间，经过老人们不断地宣传、科普，小区里又有二十位老人将遗体捐献的“接力棒”传了下去。其中有8对夫妻，年纪最大的已经93岁。
据《新京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