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阿兹海默症的奶奶冲着窗外大喊，“哎——你们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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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聆雲
编辑｜恕行
年5月底一个夜晚，我带着一只近二十公斤的旅行箱，独自坐上了由北京城东南角开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几分钟前，我打电话给母亲，报告了我和前夫离婚的决定。
“知道了。”
母亲的反应平静得如我所料。也许是为了避免尴尬，我们没有探讨任何细节。
“那你住到奶奶家去吧。”
“好。”
“……不用和她们说什么……”
“好。”
一个半小时后，我突兀地出现在了奶奶面前。母亲显然和保姆小红打过招呼，她什么也没问，只是热情地招待我。爷爷生前用的单人床被仔细整理过了，洗得发白的绿色条纹旧床单上，新的毛巾和牙刷摆在一起。我扶着床沿疲惫地坐下，准备歇口气，才注意到对面椅子上的奶奶审视的目光。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我来陪您住两天不行吗？”
我懒得和她多废话。奶奶作为一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天晓得她要重复多少遍同样的问题。
“好是好，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她像好奇宝宝，观察着一个刚到手的玩具，随时准备提出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
“你不是老嫌咱们这儿太冷清吗，有人来陪你不好吗？真是，这老人。”小红憨笑着，适时地插嘴，并借机把我推去洗漱，这才让我躲过一场盘问，得以度过了一个还算安稳的夜晚。
次日的晨曦来得有些晚，睡得本就不甚踏实的我忽然被一通呵斥声惊醒，睁眼时一个胖墩墩的黑影站在我床边。
“你怎么睡到我们家来了。”
“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吧。”
是奶奶。我翻过身，不想理她。谁知她越说越严厉，连小红都揉着眼睛、穿着睡衣跑出来调停，可她说什么也要我离开。小红好言相劝不见效，和她争吵起来。两个人谁也不肯认输，嗓门一个赛着一个洪亮，音量从低到高。
“是她爸爸不要她了吗？”
“告诉我，不要紧。我给她爸爸打电话去！”
“我说话还是算点数的。”
说完奶奶气呼呼坐在电话前面。我们都不理她，半晌只听她自言自语道：“我忘记我要干什么了。”
奶奶在20年前罹患了阿尔兹海默症，即俗称的“老年痴呆症”。经过一段时日的药物治疗，她的病情趋于平稳，可是记忆力、理解力、脾气秉性和生活习惯都有所改变。在她患病的这些年，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去看望她，和她聊一会天。和她对话辛苦而且单调。
“云云，你在哪儿工作呢？”
“你结婚了吗？”
“那你在哪儿工作呢？”
“结婚了吗？”
……
同样的问题不重复上一百遍不算结束。虽然我大部分时间有问必答，可是内心不免烦躁，经常找借口岔开话题，避免口舌之劳。
这次入住奶奶家，相当于送上门去听她唠叨，躲都躲不过。每天凌晨三四点，奶奶会准时把睡得迷迷糊糊的我叫醒，开启各种我不愿开口的话题，絮絮叨叨说个没完，直到嗓子都哑了，才自行倒上一杯浓茶，结束“审讯”。而我每每被诘难到流泪崩溃，她却又没事人似的喊我吃饭。
在爷爷的床上住了半个月，被奶奶折磨了半个月。我徘徊在被侮辱、被抛弃、生不如死的心理边缘上半个月后，在父亲的安排下住进了奶奶隔壁的小房间。躺在隔壁的床上，我像好几年没见天日的囚犯终于刑满释放，呼吸到久违的自由空气。
奶奶虽然没把我忘记，每天仍要来“敲门”问候，可终于不骂我了，而且每餐都会专门来喊我吃饭。有时我在做自己的事情，只是口头答应，并不动弹。她就慢吞吞走开，过两分钟又来喊我。
离婚后不久，我辞去事业单位的稳定工作，开始了异常艰难的创业。奶奶显然不知道什么叫创业，事实上，她对于新鲜事物一无所知，看见我的破洞牛仔裤非要给我新买一条，还好没说给我缝上。
她没再打听我的婚姻状况、工作单位，只顾日复一日，每餐按时叫我过去吃饭。这成了她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我出生的时候，奶奶和爷爷已经双双离休。小时候，爷爷是家里绝对权威的大家长。他喜欢阅读《人民日报》和各种政治书籍，给儿孙们做思想工作，每周一小会，每月一大会。
我至今眼前还能浮现出当年的场景：全家十口人团团围坐，大大小小或坐在板凳上，或沙发上，或床上，听爷爷给我们解读最新政策动态、国内外政治形势。大人们轮流发言谈体会，小孩们则抓耳挠腮、不知所云。在这样严肃的会议上，没有人可以享有“除外”权，只有奶奶是唯一有特权睡觉的人，我们的学习和论谈，通常伴着她均匀而柔和的鼾声。我因此把她看作家里最“落后”的分子。
小时候，大人们很少对我说起奶奶和她的经历，她自己也绝口不提，所以我对她的过往知之甚少，只知道她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离休前是中央电视台的小干部。
除此之外，我还知道她有点古怪，喜欢在看《新闻联播》的时候靠在墙上打盹，头油甚至把白墙浸染成了乌黑色；喜欢把茶叶根趁人不备泼在墙角，弄得墙角总是汪着一滩茶水；喜欢把各种零零碎碎收进不同的地方，连她自己的假牙丢了都找不到……后来从父母的口中，我得知这是疾病的表现。那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老年痴呆”这个名词。
在奶奶确诊阿尔兹海默症后不久，体弱多病的爷爷又一次生病倒下，不幸被确诊为淋巴癌晚期，时日无多。在爷爷最后的年岁里，除了保姆，只有奶奶陪伴在他的身边，寸步不离。
他们经常坐在二环路边有树荫的长凳上，爷爷看报，奶奶看马路上往来的汽车。爷爷经常温柔地摸着奶奶的头发，一脸爱怜和不舍。连去银行存钱这样的小事，爷爷都不肯让奶奶做，她根本不会存钱。爷爷只要手头有钱就会跑去银行，以奶奶的名义存起来。为了身后给奶奶多留点钱，爷爷省吃俭用，虽然离休金不低，却从不肯大手大脚。
年2月15日，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现在，马上来，医院，快。”
从父亲急切的语气中我有了不祥的预感。当我医院抢救室，爷爷已经需要呼吸机来维持生命了。全家人围成一圈，唯独不见奶奶。父亲冲我点点头，我们低着头走出抢救室。片刻的沉默之后，我突然想起什么，忙问奶奶去哪儿了。
“你奶奶丢了。”
“什么？！”
“已经报警了。”
父亲的语气中只有无奈。一个多小时后，医院门口。我跑过去拉着她，生怕她再走丢。她的眼神涣散、焦急而又茫然。我们无从医院的，不晓得不会打车的她是如何走来的，更无法感同身受她的心情。只是爷爷已经被推到太平间了……
爷爷的遗体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火化了。告别仪式后，奶奶坐在自己平时的座位上，却不肯打瞌睡。她迷迷糊糊问我：“老头儿呢？”
“他怎么还不回来？”
然后看到柜子上的遗像，恍恍惚惚又问：“老头儿去了八宝山吗？”
恍然大悟之后，一会儿又问：“老头儿呢？”
……
日复一日。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理解了这件事。她没哭也没闹，但是心里好生糊涂了一阵子。
每每看她坐在遗像前发呆，我们都很担心她病情加重。但是事情出乎意料地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在药物和心理治疗的双重作用下，奶奶心态慢慢恢复了平稳。
距离爷爷去世已过去整整十年，我住进了奶奶家，虽然是一个不得已的下策，但很意外地——不知是我变了，还是奶奶变了——我开始慢慢享受这样的日子，不再嫌弃奶奶，并喜欢上和她一起谈天说地，“忆苦思甜”。
“奶奶您出过国吗？”
“我出国不多，没去过几个国家。”
“您去过哪国呀？”
“不记得了……大概去过日本吧，忘了。我主要是抗战打日本来着。”
其实奶奶并没有去过日本，她一生梦想出国看看却未能如愿。老来这个未完成的夙愿经常被她“梦想成真”。一会儿是日本，一会儿是德国，反正在自己的世界里，她终于看见了外面的世界。
当年身为开明地主的太爷爷让四个女儿全部参加抗日，于是奶奶14岁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成为一个抗日小兵。太爷爷毕业于保定军校的表弟抗战中战死沙场，他延请老师写了一篇文言悼词，要四位不懂事的女儿背下。
在我的要求下，奶奶当场给我背诵了悼词全文。她半闭着眼睛，拖着长腔，就像教书先生给私塾里的童子念蒙学课本一样熟稔，不知在心里背记过多少万遍了，虽然她的深县口音外加艰涩的文言，让我一个字也没听懂，可那时我仿佛触摸到了奶奶内心一点真实的情感。
住到奶奶家之后，我发现她是院子里的大明星，谁都说她年轻时是有名的美人。可是从她布满岁月沧桑的脸上，已经看不出曾经的美丽。她一年到头把自己裹在大棉袄里，走路拖着不利落的腿脚，矮矮胖胖的看上去像一只大熊。
自从生病以后，奶奶更不爱下楼了。她一年一年地待在家里读书看报，困了打个盹儿，醒来又接着看。我经常和她坐在不开灯的房间里，直至窗外的天空慢慢暗下去。有时奶奶会捧着一本奇怪的书长时间沉浸，比如《瓜类蔬菜周年生长技术》，我问她看的什么书，她看看我、看看书：“我也不知道。”
又有一次，她拿着一本《深县县志》看得认真，我知道她是河北深县北部地区的人，就问起她老家的情况。她却好似终于逮着了话头，数说起太爷爷的种种不是来：“……吃饭时他就训我，他打我手板……”
作为家中的长女，奶奶的童年并不快乐，无论家里哪个孩子犯了错误，太爷爷都要拿奶奶是问。饭桌上太爷爷为了训斥奶奶，经常一口饭都不让她吃。
当然，奶奶童年的回忆除了悲伤，偶尔也有欢乐。
奶奶跟我提起她在清华大学当老师的二婶教她唱歌的事，被我引以为家庭“重大历史发现”。奶奶五音不全，从不肯当着人唱歌。但是在一个人的时候，她经常哼起同样的曲调，虽然调子平淡无奇，但是我却觉得有趣，留意歌词，发现那是一首老歌，《渔光曲》。奶奶经常手脚并用，打着拍子，轻轻哼唱，我仿佛一眼看到了当年奶奶学歌的情景。
还有一次奶奶不知从哪儿找到一包大虾酥，她瞌睡一会儿，清醒一会儿，吃一块糖，再睡再醒再吃。一块接一块，掉了一身渣子不说，还把糖纸扔到不被人注意的书架缝隙里。
奶奶得意地告诉我：“小时候谁给我一个大子儿，我就拿去买糖，大块的糖一个大子儿能买一块，小块的糖可以买两块，如果没人给钱，我就去找我妈要。”
她笑着，仿佛回到了妈妈身边，刚买到一大块糖。她大方地冲着我伸出手：“给你吃一块，吃吧。”
除了爱吃糖，奶奶还爱吃烤鸭和饺子。姑姑每次带她下饭馆吃烤鸭，她都像个小孩子一样开心地拍着手：“今天有鸭子吃，你知道吗？”
每逢周末，全家聚在一起，都会包饺子，奶奶总是争着擀皮儿。而逢年过节，爷爷不在了，家宴上讲话的人就变成了奶奶。奶奶显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几句话之后就词穷了：“……我祝大家吃好！喝好！”
最后结尾的音调和音量还要来个拔高儿。尽管缺少政治高度，她的发言却总能引起我们的齐声喝彩。而她自己也会开心地给自己拍巴掌。
年9月4日，又到了奶奶的生日。爷爷去世后，每年这个日子，全家人都会尽可能齐聚一堂。只有三个人例外：三叔在银行做监理，常年驻扎在外省，很少有空回北京；堂弟和表妹则远在大洋彼岸留学。
他们仨也成了奶奶最惦念的人，没事总念叨：“三青呢？”“川川呢？”“鹤鹤呢？”而他们虽然人不在北京，却总会准时送上祝福。一通电话后，奶奶就会乐得眉花眼笑、心满意足。
三叔由于工作繁忙，一年到头也回不来一次。每次他回来，都会第一个来看奶奶，准备一桌子家常好菜，让奶奶高兴高兴。
我父亲排行老二，为人低调，由于身体原因早早下岗，是默默无闻的老好人。三个哥哥之下，老姑也非常受宠。只有小时候调皮捣蛋、最让奶奶头疼的大伯，长大后“不受奶奶待见”。不管大伯怎样表现，怎样“拍马屁”，奶奶都会及时送上一个大大的白眼。
那天赶上电视台播放南京的专题片，大伯说：“我年轻的时候在南京待过，最近又去了一趟，完全找不到以前的影子……”只听奶奶悠悠地插嘴道：“你忘了中国是发展的了？你忘了解放后的中国是发展很快的了？”
大家都笑了，鼓掌叫好。大伯连连点头，承认了错误。
这个生日又是张灯结彩、无比欢乐的一天。按传统习俗，逢九的生日要大操大办。那天，大家围坐在一起包饺子，三叔、堂弟和表妹照例打来电话庆贺。奶奶特别高兴，使劲拍着巴掌，为自己又多活了一岁开心。
“我都快九十岁了，活不了几年，就要去八宝山了。”
我们都说她胡说：“您能活到一百岁！”
她似乎想象不到一百岁是什么概念，说：“一百岁，那我得老成什么样啊？”
我们虽然有些伤感，可是看着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她，我们都默默祝愿她，即便到不了一百岁，也尽量活得越久越好，我们离不开她，她是我们家庭的主心骨。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奶奶生日几天后的一个清晨，远在武汉的三叔晨跑后突发急性心肌梗死，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时距离他退休回京只有一年的时间。北京家里的新房子刚刚装修好，远在新西兰的儿子和女朋友正准备结婚回国。
大家默契地对奶奶隐瞒了这个噩耗。从此奶奶提起三叔，大家总是顾左右而言他。而过了很久很久——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奶奶终于不再提起三叔。
有一天，天气有些阴霾，她一个人坐在爷爷的旧书桌前看旧照片。她是那么沉静而专注，仿佛陷入了许多回忆……我从照片背面分辨出那是一张小宝宝百天的黑白照片，边角已经打卷了。我没有去特别打扰她。
那年，奶奶八十九岁，谁也不知道她还能活多久。
四五年过去了，奶奶依然活得精神矍铄，离我们给她定下的百岁目标，越来越近了。我们此时理所应当觉得她应该能再活很久。而我和她一起的生活，也越来越和谐而愉快。
平时，奶奶和小红的对话就像脱口秀节目，拥有无数逗乐的时刻。
“奶奶，人是什么变的？”
“人是什么变的？你说人是什么变的。人……是人变的呗！”
“人不是类人猿变的吗？”
“类人猿，有这个词，意思是说那时候的人长得跟猴子有点像。但不是说人是猴子变的……人是慢慢慢慢改变形状，最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小红还不甘心：“……进化论您肯定没学过，人是猴子变的……”
“哦，那你是猴子变的，我们不是。”
奶奶能做的事情都尽量自己做。她自己手洗内衣，从不让小红碰，还喜欢帮厨给小红择菜。有次我和小红不在家，回来时见她抱着一只锅。她看时间不早，就下厨给我们煮“粥”，可是仔细看那米时，总觉得哪里不对，原来是一锅白芝麻。
生活点滴充满数不尽的欢乐，然而事业上，我却遭到重创。由于缺乏经验，我的创业失败了，半生积攒的金钱和许多心血付诸东流，在家赋闲了好一段时日。
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收集奶奶的生活点滴，准备给她写一本回忆录。我经常没事就观察她，向她提问，给她拍照片、录视频。而她时而配合，时而则让我哭笑不得。
上午是零食时间。奶奶爱吃甜食，嘴里不闲着。何时何地，她都在不停地吃东西。她摊开手管小红要零食：“我要两块点心。”“你先吃完这块，就再给你。”她仍然不缩手，“我要两块点心。”
下午是睡觉时间。每天她可以从正午一直睡到日落，有时在椅子上睡着，手里还举着半块点心。
晚上的吃饭时间，我经常趁机问她各种奇怪的问题，她每次都认真回答；有时我们也很沉默，只顾默默吃饭。而饭桌上，小红每端来一道菜，她都不厌其烦地说一声谢谢。吃饭时玩手机是我和小红的保留节目。有次吃饭，我听着乱序播放的音乐。手机里突然迸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声，正在喝粥的奶奶猛地抬起头，我抱歉地看向她，她也定定地看着我，然后她笑了：“我这粥里头有葡萄干，你那里有吗？”
夜晚的固定节目还有看新闻和电视剧。有次我看见奶奶对着电视鼓掌，觉得这个场景有趣，就拿出手机，打开拍照，让她再鼓一遍掌。她不配合，说，“该鼓掌的时候鼓掌，不该鼓掌的时候不鼓掌。”
她就是这样睿智又糊涂，可爱又执拗。她享受着自己的世界，很少与外人交际；偶尔去院子门口看风景，无论我和小红怎么规劝，她也不肯回家，哪怕家里火上还坐着高压锅，她就那样对着二环路上的车来车往，一动不动地看。
我突然想起多年前她和爷爷就是这样，在二环路边，爷爷看报，她看车。
在我的童年印象中，很少有奶奶的位置。唯一记得的场景是半夜醒来，她坐在我的床边，一手拎着一把大剪刀，一手抓着我的长头发。当时头发是我的命根子，看到她这么狠心，我也不客气地大哭大闹起来。吵得爷爷都过来批评奶奶，说她做得不对。
这个场景我总是难以忘记，以至于总觉得自己当年一点也不喜欢她。除了这件事外，我对她年轻时的印象几乎是零。
患病后，奶奶喜欢趴着阳台窗子往外看。尤其是送别时，她每每趴在阳台的窗沿上，冲离开的背影使劲挥手，直到小黑点消失在院子的拐角，她还要再挥一挥手。我在她身后看着，突然脑海里闪过了许多画面。原来在我小时候，是有奶奶的存在的。
有一年春节，我和奶奶趴在阳台上，看向楼下人来的方向。堂弟的身影突然出现，让我欢乐起来，我撒欢儿似的跑下楼，蹦跳着冲向他们。不想脚下一绊，摔了个大马趴。我爬起来，低头看到新裙子下面，两个膝盖全破了，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是奶奶第一个跑下楼，把我抱起来哄我的。她又翻药箱找到一瓶紫药水给我涂满了两个膝盖，还在伤口旁边画了一个紫色的笑脸，惹得我破涕为笑。
回忆新鲜，仿佛发生在昨天，当年的她还没有患病。
可是如今……早晨的天色还未亮，奶奶趴在阳台上，犯病了。她冲着窗外大喊：“哎——你们好啊！”
“你们都起床了吗？”
“没起赶快起来吧！上班要迟到了！”
喊声中气十足，拖着尾腔，划破了早晨安静的空气。小红嘟囔两句没有理会，她就那样足足喊了半个小时。院子里没有人回应，也没有人吭声。大家都对她保留了最大的宽容和足够的善意。
有一天奶奶迷糊得厉害，下午我早早回来过去看她，只见她眼神迷蒙，躲闪着我。我走上前去，突然发现她捂着额头，额角血肉模糊。我连忙问她怎么了，她摇摇头，说不知道。
小红买菜回来也吓了一跳。我们连忙打电话叫来了我父亲，拦了辆出租车赶往医院。经过各种细致的检查，奶奶身体无大恙，只是眼眶上方缝了多针。
有了爷爷和三叔的前鉴，我一直担心奶奶会突然离去让我过于悲伤。然而，除了偶尔的小伤小病，她似乎活成了一个神。身体越来越硬朗，连精神状态也很高涨，我开始相信那个一百岁预言并非空穴来风。
但是，新冠疫情悄悄降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小红因为回老家过年无法回到我们的社区，于是父亲母亲入驻进来顶替小红的工作。他们多次努力让小红回来却无果，只能接受了这个现实。
有一天母亲在写毛笔字，奶奶又开始了她的“表演”。在我的要求下，她拿起毛笔，欣然为我们写下了“中国加油”四个大字。她的笔反复在纸上描画着，脸几乎要贴到宣纸上了。我突然意识到，奶奶已经很久没有看书了，上一次我向奶奶求字还是在一两年前，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我抄写了圣经诗篇第一篇，当时她的眼睛还可以看得清。
我看着奶奶的样子，感觉有些忧伤，有一种不知名的东西在我心里流过。我不想看她费力写字的样子，但又想留下些什么，无论是字迹也好，记忆也好，总之我觉得有些后悔，后悔自己没有抓紧时间完成计划中和奶奶相关的每一件事。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她写字。
两天后，她的左手疼得抬不起来，涂了很多红花油也不顶事；又两天后，她的舌头也不好使了，再也说不出逗人的言语。于是，我们叫来了救护车，医院，虽然查不出任何的急症，可她就是这样再也站不起来了。由于新冠疫情的关系，医院的高干病房，只能在一医院治疗，准确地说，维持生命。
几个月后，在97岁生日前夕，医院溘然长逝。陪伴在她身边的，只有医生和护工。
医院病房之前，我整夜在留观病床前陪着她。我在她耳边轻声说话，她却嘴里含糊着大叫起来，我按着她的手，泪水润湿了眼睛。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奶奶的骨灰被装进了一个盒子里，和爷爷的放在了一起。盒子里，还装着她的一块金属股骨头。她最心爱的手表也和她长眠在了一起。看着爷爷奶奶多年前的合影，我想说点什么，却终于只说出了一句：奶奶，再会了。
相信我们会在天堂重聚的。
*本故事来自三明治“短故事学院”
奶奶去世一年有余，可是我总觉得她还在我身边，熟悉的床、熟悉的椅子、那些旧衣物、落土的破皮箱，我都舍不得让母亲扔掉，我喜欢一切都保持着她走时的样子。奶奶虽然离开了，可是她的故事留下来了——这个我长久以来想写又不敢写的故事。时间时常会来敲击我的心门：“再不写出来也许你会忘掉它。”
14天的短故事写作，有爱的导师和小伙伴给了我最好的指导和陪伴，没有他们，甚至我没有勇气下笔去写。中间因为各种原因，我割舍了部分我喜欢的内容，也许最终呈现的这个故事它不是完美的，但它包含着我对奶奶深切的爱和思念，我希望她在天有灵，可以看见——知道她的孙女在想念她。
原标题：《患阿兹海默症的奶奶冲着窗外大喊，“哎——你们好啊！”
三明治》